银行如此赚钱 融资焉能不贵

        关浣非  2019-04-18 14:10:22

2018年仍是中国银行业获利颇丰的一年，整体银行业净利润达1.83万亿元，其中国有六大行（工、农、中、建、交、邮储）净利润超万亿元。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局面的改善缓慢。

这不得不让人发问:从整体经济发展效率看，银行业是否赚得越多就越好？目前中国的银行业主要是基于政策法律赋予的特别地位在赚钱，还是凭借自身的经营和服务能力在赚钱？在货币供给相对宽松的条件下，为什么银行借贷成本仍然上升？在推进中国经济向质量增长转变的过程中，银行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应做出哪些调整？为提高中国的信贷供给效率，尚需做出哪些方向性的调整和机制上的完善？在进一步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同时，如何进一步引进更有效率的信贷服务供给者，如何破除国内及海外信贷市场的联系障碍，让的优秀企业更便捷地获得海外信贷市场的低成本信贷资源，从而缓解国内信贷长期存在的供求结构失衡的局面？

这些都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亟待做出解答并要做好制度安排的问题。

银行净息差拉阔，企业融资成本难降

融资难、融资贵是多年存在的痼疾，而中国又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系，银行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量近70%，银行体系存在着市场集中度高、开放程度低、卖方市场、收益结构偏狭、存贷款基准利率约束等特点。所以，所谓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其实主要集中于银行信贷领域。

银保监会发布的2018年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数据显示，银行业去年的利息收入对整体利润贡献提升，非利息收入则出现逐季下降的趋势，由一季度的占比24.48%降到了第四季度的22.11%，净息差则由一季度的2.08%提升到第四季度的2.18%。

从几家大的国有银行去年的经营数据看，这些银行都出现了利息收入上升、非利息收入占比下降的情况，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不算高，工商银行占比18.7%，建设银行占比18.67%，中国银行17.30%，交通银行占比19%。

从上述的一系列数据中不难得出结论：在银行整体的净息差持续拉阔的过程中，想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难度极大——去年中国银行业利息收入占比继续提高，意味着企业客户信贷成本支出相对扩大。

如果说“银行躺着就把钱挣了”可能有些夸张，但若说“银行坐着就把钱挣了”应不算过分。

在贷款总量既定的情况下，如何分配信贷资源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这既会影响到某些经济活动领域的信贷供求平衡程度，又会影响到信贷价格对某些行业客户、某些背景客户的涨落。而信贷资源配置结构过于偏斜，更势必会导致某些信贷供给领域的供需紧张和价格提升。

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六大行房地产贷款和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合计规模达到19.56万亿元，比2017年还增长了17%，其中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了绝大多数，共计17.66万亿元。从新增贷款规模来看，六大行合计5.13万亿元，近一半，即2.53万亿元用于个人住房贷款，还有3710亿元贷款给了房地产产业，占到7%。也就是说，近六成的新增贷款都给了房地产。

在一些银行眼里，企业生产经营贷款跟个人按揭贷款比，风险不确定，而且周期短、抵押物缺失，银行信贷经理们需要审核大量的客户资质，还要对还款负责。

这无疑在银行信贷资源分配导向上出现了偏差，由此必然会带来对生产经营部门企业配置信贷资产的先天不足，这种供求不平衡也势必会引发信贷价格的上扬。

此外，去年的去杠杆、清理影子银行等措施，虽然打击了违规融资的现象，利于市场走向正轨，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信贷资金供给的紧绌局面，整体信贷价格节节攀升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需注意三大问题

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就能达到目的的事情，需要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监管政策引导机制、银行内部信贷资源配置导向机制以及供给充分有效的货币市场机制的共同协调配合。

在未来优化信贷供给的问题上，一个很关键方面，是要降低客户的融资成本。围绕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当下有几方面问题需要尽快加以解决:

一是政策从货币层面向信用层面传导的时滞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高度依赖商业银行，而在过去1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货币政策传导至信贷投放的时滞明显在延长。而从信贷启动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速度则更加缓慢，银行对某些领域的信贷投放时滞已在5个季度以上。因此，为缩短从货币层面到信用层面的时滞，应建立从金融稳定委员会到央行、监管机构直至商业银行的快速传导货币政策的推进体制和机制，清除各环节阻滞，及时地将货币政策目标转化为商业银行具体的信贷投放，最大限度地发挥信贷资源的励优汰劣效用。

二是存在已久的货币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二轨如何合一的问题。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实现货币政策最大效应的问题。如何将二轨并行变为一轨导引，最根本的着眼点还应放在最大程度发挥货币政策效应上。

三是调节经济活动，应从单纯实行总量性货币政策向同时相机动用总量性货币政策和价格性货币政策的转化过程中，更精准地运用好定向调整准备金、定向调整利率手段，以使货币政策能在扬抑某种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好的特定作用。

在当下，完善商业银行内部信贷传导机制无疑是实现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目标的关键方面。而谈到机制，必然要涉及到程序、流程和控制系统问题，涉及到银行信贷结构调整、信贷规模控制、信贷成本抑制、信贷风险防控、信贷资金周转、信贷资源效率等管理问题。在各个银行内部，要建立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行业企业、不同生产经营规模企业、不同风险水平企业信贷资产组合管理矩阵，按风险和收益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和组合，防止在信贷资产的配置上出现畸轻畸重状况。

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不强，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的软肋。按商业银行的传统管理机制和理念，即使是向实体经济部门提供信贷，其成本也不低。欲真正解决实体经济一些部门贷款贵问题，银行业必须按照这些部门产业链条运行逻辑分门别类地形成链式信贷服务方案。

供应链金融应成为未来产融结合的一个关键方面。为了进一步减低借贷成本，银行除了通过优化负债结构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外，尤其要致力控制信贷的风险成本。

可考虑建立风险偏好不同的银行体系

银行贷款利率实际上包含了贷款坏账损失部分，这部分贷款坏账形成原因会有客户方面的因素，也会有银行本身风险甄别及控制不当所带来的影响。若预计贷款风险过高，无疑会提高客户的借贷成本；若预计贷款风险过低，又势必会影响到银行的收益。所以，尽可能避免出现对客户信贷风险的判断失误及合理地确定信贷价格，将成为完善银行信贷传导机制的重要内容。

长远而论，银行业信贷资源使用能否更具效率，归根结底仍取决于全社会资金配置的市场化程度。只有有了银行业资金组织、获得的市场化，才会有银行信贷价格的市场化，才会使得社会融资成本降低。出于满足不同风险状况的客户需求，中国可考虑建立风险偏好不同的银行体系。

自几年前科技金融业态异军突起对传统银行业经营模式和收益结构造成冲击和威胁以来，传统银行也开始在科技应用方面做出不同方面、不同程度的应对，但囿于原有业务体系的纷繁和庞大，这些技术应用大多还都限定在服务客户的前台层面，有一些还是零敲碎打，对服务于控制客户风险的技术投放、技术应用还不是很多。

中国的整体信贷风险管理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已有了较大进步，但对一些客户的关联**易风险、顺周期风险、由市场风险所引发的信用风险还缺少可预计、可防控的系统管理制度和系统控制，故在银行的客户中经常会出现贷款爆雷的情况，而且常常是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会给银行造成几亿、几十亿甚至更大的贷款损失。若能通过建立起从制度上到系统上的对这类客户的有效风险防控体系，减少对这类客户的信贷资产投放，一方面可减少银行的信贷风险损失，另一方面则可把这些为规避风险而节省下来的信贷资源投放到其他的更有需要的客户中去。

中国内地银行业的信贷不良资产若能降到香港银行业的水准，按2018年中国银行业贷款总额110.5万亿元计算，可减少1.35万亿元不良贷款。按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商业银行累计核销不良贷款9880亿元，较上年多2590亿元，增速超过35%；央行1月15日发布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情况，2018年全年贷款核销数额为1.02万亿元，比2017年多2565亿元，增速达到33%。假如中国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不是达到如此水平或做如此多的拨备核销，信贷资源配置空间势必会大为改善，客户的融资成本也将会大为降低。

对内对外开放必不可少

要解决中国金融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彻底对内对外开放必不可少。让优秀金融机构进入到中国金融业的各个领域，增大金融供给端的服务广度和深度，提高整体金融业的供给效率，可以满足中国企业和私人部门在金融服务方面不断产生的多样化需要。

在信贷供给方面，让国际优秀信贷供给者进入到中国信贷市场，应成为未来开放的重点之一。通过这些优秀信贷供给者的进入，一方面协助中国打通与国外信贷市场的联系，一方面则可借助他们的专业渠道、专业技术将中国的信贷风险向外部转移。

从更深的层面考虑，为增加信贷资产投放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未来一个时期尤其要做好增强基础货币稳定性的工作，以逐步增大调整信贷资产结构的空间。

影响基础货币供给规模的因素不少，但对中国来说，对外贸易的顺差盈余、外来投资的增减对基础货币规模变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自身出口产品的竞争性强弱、汇率的相对稳定程度高低、资本市场的效率优劣，都会对对外贸易、外来投资产生影响。若资本外流1万亿美元，对应就要收回约6.7万亿元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再加上5.5～6的货币乘数效应，m2供给或将减少35万亿元左右，传导至信贷领域的紧缩效应会达至何种程度是不难想象的。

因此，要解决中国信贷供给结构失衡及效率低问题，还必须对更大的中、宏观经济环境改善和市场建设做出系统的谋划。

（作者系某国有银行香港分行副行长，曾在香港及内地创建多家产险、寿险公司并任董事长、总裁。）

以上内容来自《中国经济周刊》